坊居两日后,到了第三天黎明之前,李潼便秘密返回了禁中。
倒不是他担心自己若再住下去、会从慰藉相思的良药变成药渣,实在是如今他这一身份实在难有太多私人的闲暇时光。
返回大内后稍作休息,便到了常朝的时间,李潼便又匆匆换装、直往中朝宣政殿而去。
如今朝中的常朝就是按照三日一朝的频率进行着,除此之外,例行的小朝那是每天都要举行,诸司官长与供奉官们碰头磋商讨论时事,由宰相在外朝堂负责主持。如果遇到皇帝重点关注的问题,李潼也会出席这样的小朝。
靖国时期结束后,朝廷进入了一段有序休养的时期。外事方面,除了仍在进行的东北战事之外,其他地方基本平稳,包括以军功拜爵的宰相姚元崇,都不赞成眼下这种情况持续对外用兵。
李潼也不是好斗成性,当然明白频繁的战争给国计民生带来的伤害。所谓三年勤耕才有一年之储,上半年连续的动乱战争的确是让国力亏空极深,也赞同未来几年时间内不再进行大规模的对外战争,就算有一些边事小衅,也主要寻求别的方式进行解决。
这种对外战事上的稍作收缩,也并非胆怯的表现,主要还是出于成本与回报方面的考量。
大唐幅员辽阔、体量庞大,坐拥天下最为丰富的耕地,只要内部资源得有优化配置,所带来的回报便是惊人的。至于周遭诸边,尽是一窝穷横玩意儿,想要走以战养战的路子实在是走不通。
所以在周边没有强大对手敢于明确挑衅的情况下,进行内政改革、等待技能冷却完毕,才是性价比最高的恢复国力的方法。
当然,君臣之所以持此观点,也在于目下边情态势尚算平稳。如今大唐周边称得上战略层面对手的,无非突厥与吐蕃而已。
三受降城攻防体系建立起来之后,突厥已经很难再肆无忌惮的闹乱北疆,东受降城一败更让突厥实力大损,不要说再与大唐正面为敌,哪怕转向别的方向发展,都会因实力的锐减而波折重重。
至于吐蕃方面,其君臣内斗态势越发剧烈,反观大唐则就提前走出了内乱的泥沼,完全可以据此优势在双边关系中掌握更多的主动权。
眼下大唐内部虽然恢复了平稳,但所遗留下来的问题还是不少。两衙军事体系崩溃,亟待改革重建,在中央宿卫体系重新建立起来之前,不再加大边军的投入建设,这也是需要保持一定战略收缩的原因之一。
除了军事方面的问题,此前魏元忠所提起诸外州县下才充位的问题也亟待解决。诸道黜陟使悉数归京后,所回报的情况也都不够乐观,大大小小各种问题极多。
问题虽然多种多样,但若找一个能够集中体现的突破口,终究还是吏治的人事问题。朝廷在选派州县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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