陕西道大行台之所以设置起来,一则在于雍王的确是功大难酬,在内匡扶社稷,在外则挫败悍敌,二则在于朝廷新定未久,对天下并没有足够的掌控力,三则在于陕西边事的确危困,也需要一个专命的调控攻防。
这三个原因,其中第一个最不紧要,第二个才是重点。
如果朝廷对于内外局面真的有着足够的掌控力,其他俱不成问题。雍王即便再如何功大,在都荣养即可,如果真的心怀不忿、口出怨言,那就直接干掉。
就算陕西边事危困,朝廷也可以选用别的才力,并不需要使派雍王这样一个身份敏感的宗家子弟专制于陕西。
所以一切的根源就在于朝情复杂且混乱,皇帝威望严重不足,才造成这种内忧外困、行台势大难制的局面。加强朝廷的权威,并提升皇帝个人的威望,也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根本之法。
此前皇帝李旦迷困于当下这错综复杂的形势中,走了很多的弯路。其中最让他懊悔的,就在于听信老臣陈腐之言,专以休养为先,对于边情军事不够重视,以至于如今朝野之间凡言军事者必推雍王,仿佛唐家社稷之安危、俱系雍王一身。
这一次西京的催缴风波,雍王之所以能够肆无忌惮鼓噪民情,其底气也正在于此。跟行台治边战果累累相比,朝廷在这方面的确是乏善可陈。
国之大事,唯祀与戎。李旦自登基以来,便一直没有西入关中祭拜祖陵,每每想到此节,心里就虚得很。若征伐大事再俱出于行台,那他这个皇帝究竟还能管什么事?
所以眼下,朝廷也需要在边事上长作计谋,并尽快拿出一个亮眼的战绩,这也是当务之急。
想到这里的时候,李旦便忍不住瞥了薛稷一眼,心中隐有不满。这样的国之大计,本该是由宰相提出,哪怕君王一时思虑不及,也该提醒备问。
他对薛稷不可谓不亲厚,入朝伊始便将之拔入政事堂。但过去这将近两年的时间里,薛稷在政事堂中几乎没有什么作为,不要说什么益国益治的大计,哪怕作为皇帝喉舌在政事堂中发声,声量都不够大,以至于许多事情都需要李旦自己操计起来。
事实证明,薛稷此人虽然略有文辞之才,但本身才具是真的不堪大臣之选。
但就算心里有不满,李旦也有些无可奈何。王孝杰一事,已经让他不敢贸然将自己不熟悉的大臣录入政事堂,而他所了解且能足够信任的人当中,又罕有能当此任者。
过去长达十几年的幽禁封锁,让他对世道时流陌生至极,在选士用人方面也就多有茫然。
他所亲近者,无非一些亲戚门户,但这些亲戚们,也未必都跟他是一条心。前有豆卢钦望,后有王美畅,无不带给他莫大的失望。
倒是窦孝谌这位丈人归都后,种种声迹表达都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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