当李潼来到芙蓉园的时候,才发现这座皇苑已经改名为菡萏园。初时还有些不理解,但在略作思忖后才想起来,原来这是为了避他嫡母房氏之讳。房氏闺名芙蓉,所以行台有这样的举措。
避讳这种事情,分为国讳、家讳。国讳方面自不必说,比如贞观末期将六部之一的民部改为户部。还有李潼来到大唐后,还没见到一个完整写出的“治”字。不独在世帝王要避讳,遇上武则天这种穷讲究的,垂拱年间还将华州与华山改名,避她祖父武华之讳。
家讳方面那就复杂得多了,父母名讳、身为儿女是一定要避讳的。像李潼最开始这方面不怎么在意,与人交谈常吐“贤”字,但在府佐们旁敲侧击的提醒下,已经好几年嘴里都不能直言“贤”字。
哪怕他如今仍然归籍他大爷李弘一支,但生父之讳还是不能免除,以至于行台佐员们无论当面言事还是文书传递,都要尽量避开几个字眼,即便不得不写,也要缺笔。
有关家讳方面的轶事,魏晋之际流传不少,毕竟在那个门阀畸大的年代,维护一个家族的尊严体面就是家族成员最大的责任。
当然唐代也不是没有,最著名的就莫过于英年早逝的李贺了。李贺的遭遇完全就是少年才高、锋芒太露而遭群妒的典型。
虽然说唐代出仕不唯科举,最终李贺也通过门荫入仕,但仕途却因此搁浅。毕竟他可没有李德裕那样一个出众的家世,可以完全不理会乃至于不屑于科举出身给仕途带来的加持。
总之,避讳这种礼制引出的故事实在太多了,小到坏人前程,大到打击异己。到了清朝蛮夷入主,则更成为统治者打压知识群体的主要手段之一,因避讳而引发的文字狱便有多桩。
至于行台将芙蓉园改名的举动,这就是可有可无。毕竟眼下房氏作为潞王太妃,本身也没达到国讳的程度。家讳的话,则更多还是对自我的约束,比如杜甫终生不咏海棠诗。
李潼自己对于避讳之类敏感度不高,但行台连这种细节都考虑到,只能说眼下的行台诸事的确是上了正轨,甚至就连雍王在言行上一些不拘小节的地方,都有专人察遗补漏,避免被人吹毛求疵。
芙蓉园也好、菡萏园也罢,无非一个荷花池子。菡萏园内,凿渠引曲江水再造大池,诸亭台楼宇都是傍池而建。与曲江池勾连的这一段渠道,便是对外开放的区域,至于再往里,则就禁绝闲杂人等出入了。
长安城东地势,因有乐游原的缘故,本就北高南低,菡萏园中有楼高止数丈,但于此楼台之上,已经颇具鸟瞰视野,于此居高而坐,有四面春风徐徐而来,夹杂着桃李花香,近可欣赏桃李斗艳、锦绣成堆,向远可望曲江池清波微澜、岸边游人如潮。
“旧年在事,辗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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