王驾的《雨晴》诗,在晚唐诸多诗篇中并不算上等佳作,以诗趣清新盎然而称。
难耐诗兴动笔修改的也不止上官婉儿一人,还有一个名气要比上官婉儿包括原作者王驾更大的,那就是北宋名相王安石。比较巧合的是,上官婉儿与王安石的改作居然颇有相类。
这虽然有巧合的成分,但也不算是什么小概率事件,二者所以改诗有一个原因便是都看重诗文格律。当下诗歌格律还没有正式形成,上官婉儿的祖父上官仪乃是律诗的重要奠基人之一,秉承这一点家传意趣,上官婉儿对诗歌格律有比较严格的追求也属正常。
王安石生活的北宋时期,诗歌格律已经完全成熟,在宋人看来,绝句就是律诗的一部分,所谓的“绝”,即就是“截”。绝句前联对偶,那就是截了律诗的后半部分,后联对偶那就是截了前半部分,两联都不对偶便是截了律诗的首联、尾联,绝句不再是一个单独存在的诗歌体裁形式。
至于唐人所言绝句,则是继承于南朝。南朝以两句为一联,两联为一绝,这便是绝句的由来,又称为联绝。
唐人诗歌成就虽高,但是在艺术技巧方面,必然是一个逐渐丰富与成熟的过程,后世肯定是要丰富过前世,这也是文化不断的发展与下沉的趋势脉络。
到了明清时期,技巧上肯定更趋成熟,所以讨论文化,大不必捧古讽今。唐朝是诗歌开创期,构建高屋框架,因是气魄雄壮,后世则在此框架下不断的添砖加瓦,这才共同构成诗歌广厦。
后世诗歌虽然少有新的领域开创,但是文学体裁也丰富起来,明清小说的艺术高度又远远不是唐传奇能比得上的。
诗歌是唐人日常文娱消遣之一,后世讲到上单、打野这些概念,唐人也懵啊。时代不同,不必放在一个标准去讨论优劣。更何况艺术的高低,也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去评判。
比如王安石所改雨晴诗,有的选本就称语工意足,了无鑱斧之际,有的选本则称改成了蠢诗,即非品金,却被王安石点成了铁块。品诗是一件私人化、情绪化的事情,个人感受如何,占了极大比重。
诗文创作之中,格律是咬文嚼字的游戏规则,《雨晴》是一首有着独立感触与意趣的诗作,当以规则套用其中,改诗者又不能完全体会原作者的心境意趣而只是追求恪守规律,斧凿之间匠意趋同并不奇怪。
上官婉儿能与王荆公巧于同工,倒是不负才女之誉。
当然,在郑金道听途说的转述中,并没有完全还原太后武则天针对这首诗的点评。
否则李潼所关注的重点将不再会是上官婉儿才高与否,而是心惊于武则天对原诗作者心境领会之敏锐洞察,这简直就是观皮洞骨、近乎妖孽的天赋!上官婉儿也算心思细腻,王安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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