至于这些真实的意图,李潼并没有详细告知在座众人,倒也无关信任与否,只是没有必要。
如今他这个宗王身份,在整个故衣社中都还是一个秘密,知道他身份的只有秦雍、河东、神都这三处行社的直案社首以及十几个敢战士头目。
古代的政治构架,有其周详缜密,也有其网漏吞舟。只要不与台面上人物产生什么牵连,民间组织纵使庞大也不会获得太大的关注。
这里面又有一个例子,陈子昂的父亲陈元敬号为西南大豪,岁饥而出粟万石以赈乡里,时有决讼,不取州郡之命而信公之言,四方豪杰望风景附,简直就是一个唐代的及时雨,官府也不加干涉,反而要予以礼敬。
可是当陈子昂在朝廷中枢混出了名气之后,因为得罪了权贵,哪怕辞职归乡,仍被构陷入狱,冤死狱中。
故衣社言有十数万录籍社员,但分散在关中、河东与河洛之间本就人烟稠密之地,而且其中相当一部分还是朝廷控制之外的流人,即便有心人仔细追查,无非乡党捐麻互助的义社,这种程度的体量与影响,还远不足以让人警惕有加。
可如果故衣社与朝廷大员,特别是时下本就敏感的李氏宗王产生直接的联系,那意义就截然不同了,是必须要全力打压、铲除的对象。
在故衣社或者自己还没有壮大到一定程度之前,李潼都不会挑明这一层关系,也就无谓将自己的身份告知太多人。
但哪怕这一构想还未尽数吐露,在场众人也都惊诧不已,为他的大胆而感到心惊。
“行走西荒可不是乡野游乐,儿郎们就算勇义有力,可贼蕃也是骄横凶残,还有近乡就食的便利,就算儿郎能耐苦寒,器杖、牛马的使用,该从何处来?即便能捕食奴帐,也得先攻破奴防。大军十余万,举国用力,论战都不能胜……”
李光是亲身经历过湟川大军惨败,至今思来仍有余悸,也就难作乐观之想。
李潼闻言后便笑道:“眼下所论,也不是强击贼军,以我彪悍豪义之徒,逐杀贼境饲马捡粪之奴,贼走我攻,贼聚我退,杀得他们闻风丧胆,杀得他们赤血遍野!勿谓奴客无辜,但有微力奉养贼徒,便死有余辜,活着便是罪过!匹夫不逞大谋,生死只争寸地,若能济我袍义一人,又何惧杀奴盈野!”
李潼毫不讳言,他组织豪义赴边,所针对的就是吐蕃平民。当然也谈不上什么平民,吐蕃如今的人口结构仍然很原始,无非奴户与户主而已,所谓的平民不过是实力还混不到向外寇掠的一线队伍罢了。
除了核心地带的赞普卫军之外,还谈不上有什么职业军人,言之全民俱贼并不为过,境内本身的自足能力很弱,走的就是以战养战的壮大路线。敌弱则杀,敌强则遁,他又不搞什么羁縻化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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